域外清風（代序）
白庚勝（中國作協）
我與黃乃鎮先生主編的“國際納西學譯著叢書”將于近日正式出版。此項工程已策劃、組織、推進經年，只是苦于經費落實、國際版權交涉、原著及譯者選定等具體事務而一直未能瓜熟蒂落。而在這一過程中，云南大學出版社雖幾易領導，卻一直支持有加，極具耐心，持久有力，僅陳羲女士與我的聯系便不下一二十次。另外，楊杰宏、馮莉兩位博士給我的輔助堅強有力，義務承擔了大量約稿任務；余海波、木艷娟、段士愛、劉永清等譯者的參與支持，黑澤直道、山田勅之等原作者的理解配合，讓我深受鼓舞。我自己亦在業余選譯若干日本學者有關著作的歡悅中送走了北京的一個個春夏秋冬。當然，對于這套叢書的翻譯出版工作“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雖有種種原因可以推責，但我還是愧對有關作者、譯者、參與者、關注者，畢竟我是其組織領導者。
之所以熱衷于啟動這項工程，我本“無意苦爭春”，只是出于對納西學的責任，并與自己長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不斷在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界奔走，又20年來一直擔任國際納西學學會會長相關。前者讓我明白自己的使命與責任：納西學應該擁有國際的視野、人類的情懷，以開放、謙恭的態度吸收國內外有益的學術成果，豐富并推動納西學的成長；次者讓我懂得建立一個學科、創立一種學術體系，必須有豐富的資料積累，必須洞悉該學科的前世、今生、未來，必須建立起一支強勁的隊伍，必須擁有自己的話語體系，必須創新行之有效的認知方式，必須搭建起自己的學術平臺；末者幫助我廣交學界朋友，廣納學術信息，廣涉學術領域，即使多次改行、改業，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奔走，在不同的單位、崗位工作，但始終不忘初心，無私無畏、有品位、有高度地工作，以建立納西學為天命。
由于時代的原因，納西學作為一種自覺的學科意識與追求不僅起步遲遲，而且國內外學者間的聯系長期欠溝通，信息欠交流，攻關欠合作。只有在歷史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它才有所改觀：既有大量國內外學者紛至沓來納西族的故鄉研修、考察、參會，也有許多中國尤其是納西族學者、藝術家前往世界各地展示、傳播、交流；既有大量論文、論著被翻譯發表、出版，也有諸多會議、藝術節、展覽舉辦；既有大量個體性的探索，也有不少群體性的發微闡幽成果出現；既有外國學者在中國縱橫捭闔，也有中國學人在海外斬露頭角……這些都大大加強了國內外納西學界的溝通、互鑒、共享，大大推動了納西學成果量的擴充與質的提升。
不言而喻的是，由于國內納西學學者利用外語文的條件及水平尚普遍有限，而從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80年代的納西學中心卻一直在國外，造成人們對國外相關理論方法比較陌生，對有關學者及其成果認知有限，從而出現如下遺憾：一是不斷簡單重復別人在幾十年前甚至100年前的勞動；二是對別人的研究成果缺少有針對性的批評和吸收，難于作學術創新；三是轉引某些譯文、譯著時有失鑒別，易于造成以訛傳訛；四是缺少對國際納西學研究的整體把握與動態追蹤，常常限于坐井觀天；五是難于在互相了解的基礎上與國際納西學界平等對話；六是無法作全球性納西學資料共鑒、信息互通、成果共享、學科共建、人才共育、項目共舉。
為了改變這一被動局面，我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為改善國內外納西學界的互相溝通、互相交流開始做如下工作：一是參加眾多國際會議、學術考察，向國際學術界介紹國內納西學動態；二是組織慶應大學學術代表團、東京藝術大學學術考察團、“中國彝族、納西族與日本民俗考察團”等赴麗江考察，并出版有關學術成果；三是主持召開國際東巴文化藝術節及第一屆、第二屆國際東巴文化藝術研討會，廣泛邀請國外納西學研究者參會交流；四是與楊福泉先生合作編譯《國際東巴文化研究集粹》，首次向國內同仁較系統地介紹國際納西學研究的歷史、現狀以及代表性學者的代表性成果；五是獨立翻譯《日本納西學論集》，幫助白羲等翻譯《西方納西學論集》，并收入“納西學叢書”以饗學術同仁；六是促成麗江多批次納西學學者及藝術家巡訪法國、瑞士和英國南安普頓、北安普頓等城市作文化藝術交流；七是成功組織日本取手日中友協、山形日中友協在“2·3”大地震后援建麗江文海完小、新文小學、新苗幼兒園；八是促成加拿大渥太華大學人文學院與滇、川交界納西族納日支系學者建立互訪關系，以及在西南民族大學建立國際母系文化研究中心；九是與國際鷹獵協會合作幫助成立麗江鷹獵文化協會及申報麗江鷹獵文化為省級文化遺產；十是致力于籌建中國東方藝術大學并落戶麗江；十一是爭取在迪慶州納西族聚居區建立與英國北安普頓大學藝術設計院合作的皮革設計生產基地；十二是系統翻譯山田勝美、西田龍雄、伊藤清司、諏訪哲郎、黑澤直道等日本學者的納西學研究專著；十三是不僅在日本《比較民俗研究》雜志上發表納西學研究系列文章，而且編纂“納西文化研究目錄”供日本納西學界參考；十四是在日本筑波大學歷史人類學系完成題為《中國云南納西族的色彩文化》的博士論文并通過答辯，取得文學博士學位……
盡管做了這種種努力，但畢竟屬于一己之力，比之建設納西學學科的艱巨任務，我時常羞慚于自己的涉獵面狹小，尤其是對西方及當代國際納西學研究情況之陌生。于是，我便萌生出組織有關力量，翻譯出版一套“國際納西學譯叢”的念想，并于多年前付諸實施，且征集到首批10部著作及其譯者，邁開了艱難而又充滿希望的腳步。最為感動的是，麗江古城博物院（木府）原院長黃乃鎮先生不愧為納西族文化英雄，他在了解到這項工作的非凡意義及所存在的出版經費困難之后，慷慨伸出援手予以資助，并屈就這套叢書的主編；民族出版社的千日先生為有關韓文著作的版權讓渡提供了最好的幫助；民族出版社漢文室副主任羅焰女士又一次力助出版，大大加快了這個“初心”的“得始終”。
其間，我也遭遇到諸多的困擾：如為籌措出版資金而受挫，如為被有些同胞懷疑在聚財而困惱，如為受國際版權約束一再推遲出版而坐臥不安，如為有的著譯者提出過高的稿酬費盡心機。有的所謂的“納西學學者”，不過是打著納西學的幌子行沽名釣譽之實而已。他們從來不關心納西族的命運，甚至納西人出于對他們的尊重為他們出書，他們都要斤斤計較。比之孤居麗江28年、一生奉獻給納西學事業的洛克，他們是那樣的渺小……然而，一旦“咬定青山不放松”，我的眼前仍然呈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納西學建設的又一項工程終于悄然崛起。而這一切，只是在我參與領導全中國文藝工作之余完成。我堅信，只要納西族及納西文化還存在，這項工程將繼續下去，最終成為納西學金字塔的重要奠基。到那時，“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的我，也就十分樂于“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了。
“國際納西學譯叢”將是一個行之久遠的系統工程。它以在海外出版的國內外納西學學術專著為翻譯、出版對象，首批出版的10人10卷就足以令國際納西學界刮目相看：一個共融中外學者在海外出版的納西學成果于一爐的，系統性、整體性、持久性交流納西學學術成果的時代已經開始！通過這個行動，國際納西學學界的信息溝通、成果分享、經驗交流、人員交往以及共同探討、聯合攻關都將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通過這項工程，我多么渴望著國內尤其是納西族出身的納西學學者，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默默無聞、忍辱負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為納西族及其文化的尊嚴、為中華文化再現輝煌及人類文明不斷進步作出無愧于時代、無愧于祖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祖先的貢獻，并勇于對優秀文化遺產作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該文原載2018年1月21日《麗江日報·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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